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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说活动暴露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。政治游说是美国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，是各个利益集团发挥影响的合法形式。各种利益集团雇用说客，对国会议员及其助手进行游说，影响法案的制定和修改，谋求自身利益。40多年来，美国游说业发展迅猛，呈爆炸性增长态势。1971年，美国仅有175个注册说客，到1981年增加到2500个，2009年又增加到13700个。这意味着，平均每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身边，就有20多名说客出没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华盛顿的游说公司约有2000多家。利益集团在说客身上的花费与日俱增，1998年为14.4亿美元，2011年已狂飙至33.3亿美元，14年时间增长幅度达131%。高额游说投入带来巨大回报。2005年，医药业的年游说费用为3.25亿美元，但从布什政府通过的有关法案中可以受益1390亿美元。1998年，当国会准备制定针对烟草业的限制法案时，各烟草公司投入6740万美元游说费用，大肆开展游说活动，最终阻止了这项由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议员提出的议案，保住了烟草业的庞大利益。只有财力雄厚的富人或企业才有能力进行游说活动，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。游说制度充分说明美国政治是有钱人的政治。

“研究降低工薪等劳动性所得的最高税率”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修文表示，“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，应当说，主要的不是来自劳动性收入，而是来自非劳动性收入。从个人所得税来说，调节收入差距的重点，当前不完全是在劳动性所得方面，而应当是在非劳动性所得方面。对非劳动性所得调节不严不力，应当说，是老百姓目前对个人所得税抱怨最多的问题。因此，建议国务院深入研究适当降低劳动性所得的最高税率问题”。

业内人士建议，尽管我国银行业经营相对谨慎，防范风险的手段不断加强，总体经营依然稳健，但防范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。未来，各家银行仍需继续完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，加强交叉风险管理，强化“穿透”原则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，提升风险管理的精准化水平。 本报记者 王俊岭

在中国，没有机构公布大样本量的性侵儿童数据。最高法院公布过猥亵儿童犯罪数据，2013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10782件。“性侵儿童处于冰山下的状态，儿童报警的可能性较小。”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说。相当一部分儿童没有防性侵意识，缺乏辨识能力。性侵儿童案30%以上是非常熟的人，如家庭成员、老师、教练等，“对孩子来说他们是权威人士，是敬畏的对象，再对其威逼利诱，报警可能性更小”。

一位姓刘的居民介绍，查漏补缺本来是好事，大家也没有多想，很多人将孩子的接种证上交了，几天前才拿回接种证。而就是现在的接种证，引发了此次“疫苗风波”。当地居民介绍，有一位居民在交接种证前，将老的接种证进行了拍照，拿到新的接种证后，一一进行了对比，居然发现有的疫苗批号不一致。在这位居民说出这事后，有居民翻看自己的接种证，有的接种证以前手写记录，现在全部变成了打印，有的打印的接种记录直接被涂改。

吴清是上海市政府班子中的“新人”，他出生于1965年4月，是经济学博士，在今年1月新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，此前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、党委书记。这位新任副市长在金融领域有着丰富工作经验。他曾先后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部副主任、主任，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，基金部主任。